冯汉骥先生大胆地指明了铜鼓与铜釜的关系，而接下来的事似乎就是为了印证这一观点的：1975年，在云南楚雄县城东南约3.5公里的万家坝，县良种场在搞农田基本建设，突然发现一群古墓，考古工作者闻讯赶来，并从其中一座大墓的腰坑中挖出一面铜鼓、3件铜釜、6件铜羊角钮钟和100多件其他青铜器，其中有一件铜釜很明显是用铜鼓改制而成的，只要将铜鼓翻转过来，在鼓足边上加铸一对辫索形耳就成了铜釜。同年10月，在同一墓地的23号墓的棺底垫木之下挖出4面铜鼓、大量青铜工具和兵器。这4面铜鼓的外表都很粗糙，鼓面小，胸部特别突出，腰细而长，足短而向外侈。外壁都没有花纹，但内壁却有花纹。这是什么道理呢？后来考古学家推测，它原来应该是足部朝天倒放着使用的。因为只有倒放，内壁的花纹才能看得见。而这些铜鼓出土时也确确实实是倒放着的，和那些铜釜放置的形态完全一致。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铜鼓的鼓面上有烟熏的痕迹，这说明它们确实曾经被作为炊具使用过。这就更证实了铜鼓来源于铜釜的推断。
1975年10月，古老而原始的铜鼓，终于穿过千年的烟云，来到人们面前。它们的造型朴实大方，花纹简单，但已经具备了后世铜鼓的形状和装饰布局。考古学家称这类原始铜鼓为万家坝型鼓，它们刚从炊具铜釜演化过来，带有炊具的原始色彩。
万家坝型鼓绝大多数出于墓葬中，有众多的伴存物作年代参照，有的墓葬还作过C14年代测定，由此推断出的年代更加可靠。如楚雄万家坝23号墓，C14年代测定是距今2640±90年，约相当于春秋时代中期；又如楚雄万家坝1号墓，C14年代测定为距今2350±85年，约为战国时代早期。综合各种因素分析，这类铜鼓流行年代当在春秋早期至战国晚期之间，是铜鼓中年代最早者，有人称它们为铜鼓的始祖。
万家坝铜鼓的发现，打破了黑格尔的分类法。因为它比黑格尔认为最早的Ⅰ型鼓还要早，应该排在所有类型的最前头，铜鼓研究家在黑格尔Ⅰ型鼓之前加上一个“先”字，把它们称为“先黑格尔Ⅰ型”鼓。而云南洱海—礼社江流域就被确定为铜鼓的起源地。而这些地方自古也确实就是铜矿、锡矿的盛产地，从客观条件上也具备冶铸铜鼓的自然条件。因此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铜鼓是由铜釜演变而来，它的创造者应当是古代濮族人于春秋时代或者更早的年代创制的。
其实，黑格尔当年也已接触到这种原始形态的铜鼓。那就是“东京盖列特Ⅱ号”鼓。因为只见一例，黑格尔没法给它归类，只好在介绍完Ⅳ型鼓后将它作为“奇特的鼓”单独介绍。这面鼓的来源不明，也可能来自中国云南，它的鼓面很小，鼓足很矮，鼓胸特别膨胀，鼓耳像辫带，鼓面中心没有太阳纹，显示了它与众不同的原始性。
越南也有这种铜鼓，而且出现得很早，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1932年在河东省章美县美良社淞林寺附近的田野里就出土过一面， 1973年在同一地点又出土过第二面。后来在永福省三清县陶舍社、上农社和老街省也有发现。越南学者把它们归到东山铜鼓D组。这种原始形态铜鼓在越南主要分布在北部，尤其是靠近中国云南的老街一带，与云南万家坝铜鼓分布区几乎连成一片——到此为止，从铜鼓的形制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铜鼓的传承性是由北至南、东南这一轨迹了。
图为广西贵港市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铜鼓，鼓腰上的纹饰为羽人舞蹈纹。
东山铜鼓与石寨山铜鼓并驾齐驱，把铜鼓艺术推向新高峰。随后创制的铜鼓鼓面上就出现立体的青蛙塑像，开创了新的铜鼓类型，即冷水冲型铜鼓，也就是晚期东山鼓。它的特征是面径小于胸径，鼓面边缘多是素晕，开始有青蛙塑像，主晕为变形羽人纹和变形翔鹭纹等等。最有代表性的是越南海阳省的右钟鼓与清化省的农贡鼓和多笔鼓。因为这些鼓的画像已经出现了抽象化的形式，相对早期东山鼓而言是一种进化，因此被视为一种向东山铜鼓艺术的后期阶段发展的形式的代表。
不过铜鼓的传播也不绝对是由北而南进行的。学者们在考察了各地区、各时期的铜鼓后发现，铜鼓在流变的过程中，也有倒传的现象，这就更分不清谁是主谁是客了。
越南北部有条奇穷河，蜿蜒流过中越边境，在平而关进入中国广西境内，顺流而下，纳入左江，到南宁与西来的右江相汇而为邕江，而就是这个邕江流域也是冷水冲型铜鼓分布密集的地区。邕江流域的铜鼓与红河流域的颇多类似之处，但面径大于胸径，鼓面多伸出鼓颈之外，上面的青蛙塑像素朴无纹，主晕装饰也成为变形的羽人纹和变形的翔鹭纹。
邕江顺流而下，经横县而为郁江，经贵港到桂平，与黔江汇合而为浔江。浔江流域是冷水冲型鼓分布的重心。
在广西桂平市郊，在郁江和黔江汇合处有一个大滩，因多次打捞出铜鼓而名为铜鼓滩。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端阳日，有人在那里撒网打鱼，网撒下去后拉不上来。渔民跳下水去摸，才知网着一个大铜鼓。于是把左邻右舍一起叫来，下水把铜鼓抬出，送到府城，献给官府。112年之后，到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秋天，又有渔人在那里打鱼。他提起网来想撒去，只听耳畔吼声如雷，眼前波涛翻滚，像是有一个怪物在水底下冲撞似的。他连忙把网收住，回去邀集好几个人来，想一起下水捉怪。但摸来摸去，摸到的又是一个大铜鼓。
这里出土的铜鼓高大轻薄，青蛙塑像装饰华丽，双臀、背侧和头部边缘都饰绳索纹带，蛙间还常另铸乘骑、牛橇、鱼、龟、鸟塑像，鼓面、鼓身遍布晕圈和纹饰，不留空白。比红河流域和邕江流域的冷水冲型铜鼓更加精彩。
东山鼓在越南北部形成高潮后，很快遍及红河平原及其周围丘陵地带。由此而西，散布到老挝沙湾拿吉、柬埔寨马德望，再往西是泰国的乌汶、洛坤、程逸、清迈，南达万伦等府，再往南到马来西亚的瓜拉丁加奴、雪兰莪，东南达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展玉、三宝垄、古突土和松巴哇等岛屿。而此时云南的铜鼓则流入缅甸掸邦地区，在这里又形成了一个晚期铜鼓的制造中心。而铜鼓流传得越广，其装饰纹样也就越来越丰富，富有各地文化特色，比如出现了大象、孔雀、椰子树等等的纹饰，比如印尼爪哇的“莫科鼓”，就比东南亚早期的铜鼓来得瘦长，上面还有突眼隆鼻的人面纹。 1924年，修筑巴色至乌汶公路时在泰国乌汶发现一面铜鼓，鼓面主晕有30只翔鹭在旋转飞翔，鼓胸上绘有羽人划船纹，鼓腰上半部是鹿纹，下半部是羽人舞蹈纹。从造型、纹饰上看，与中国广西西林鼓相似，也与云南广南鼓比较接近。
在中国云南的中西部从炊具铜釜演变而来的铜鼓，随着包括古代越人在内的民族从中国大陆南部的迁移而流播，它们顺着大江大河向东、向南，从滇池地区到红河平原，再到更广阔的南中国和东南亚地域，形成各地不同风格的独特造型和纹饰，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铜鼓文化圈。是什么原因促使铜鼓能够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地区呢？
《明史·刘显传》中有一段记载很有意味。它说的是当时四川宜宾的一位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被刘显的部队俘获的故事。在首领阿大的缴获品中有铜鼓93个。当阿大眼睁睁地看着铜鼓不再属于自己时，不由得痛哭道：这声音宏大的铜鼓多么珍贵啊，它能换一千头牛！稍差一些的也值七八百头牛。拥有两三个铜鼓就能号令部族，称王天下哪！这下子什么都没了。
可见铜鼓是权力重器，在中国南部或印度支那较强盛的国家，往往将铜鼓作为一定权力重器颁赐给东南亚一些部落酋长，使其统治更加合法化，这就使铜鼓被视为神物得以流传到一些边远地区。一个小小的铜鼓，承载了多少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